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记者魏梦佳）粟黍农业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中国北方史前人类的生活方式，并为东亚文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最早开始利用和栽培小米的群体从何而来？从早期植物利用到粟作农业逐步强化，这一过程主要由当地人群推动，还是伴随着外来农业人群的迁入？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因缺乏早期粟作相关人群的直接遗传学证据而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

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黄岩谊、庞玉宏团队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朝洪教授团队、吴小红教授团队及相关文物考古机构合作者组成联合研究团队，对北京东胡林遗址以及河北张家口邓槽沟梁遗址、四台遗址的7个古代个体进行了全基因组分析，并结合碳十四测年与稳定同位素证据，揭示了距今约11000年至7300年间人群的遗传延续与交流历史，为研究该区域早期粟作人群的本地起源提供了关键数据支持。这项研究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上发表。

该研究团队对东胡林遗址的3个古代个体进行分析，发现其遗传联系紧密，并与同时期黑龙江流域狩猎采集人群具有较近的遗传关系，揭示了全新世早期东亚北方内陆人群之间的深层祖源联系。

进一步比较发现，邓槽沟梁和四台人群与东胡林人群在遗传上高度相近，同属东亚北方内陆的一个遗传分支。其中，邓槽沟梁人群保留了与东胡林最密切相关的祖源，未发现显著的外来遗传成分混合，表明这一本地遗传背景延续了3000余年。

在人群祖源延续的同时，饮食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研究人员称，结合考古学证据，发现粟等C4类作物在所研究人群饮食中的地位逐渐上升。遗传背景的延续与饮食结构的转变共同支持了该研究区域粟作农业的发展主要发生在本地人群基础之上，为早期粟作人群的本地起源提供了遗传学支持。

此外，研究还发现，东胡林相关祖源参与了贝加尔湖、蒙古地区早期狩猎采集人群的形成。

黄岩谊教授表示，这项研究综合运用了古基因组学、考古遗存与饮食证据等多学科方法，揭示了该区域的遗传连续性和粟作相关人群的本地起源，同时展现了北方内陆人群与周边群体之间的交流及其对后续人群形成的影响，为理解东亚粟作农业发展与人群历史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